公交之殇别囿于“制度之筐”

7月5日发生公交车放火案，杭州市公安局迅即成立专案组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视频侦查、调查访问等获取证据，于7月6日凌晨锁定放火嫌疑人系公交车内被烧成重伤的一名男子。警方通过专门侦查、发动群众等措施，于昨晚查明放火嫌疑人真实身份。（7月8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
杭州市公交车放火案告破，嫌疑人的身份已经被基本清晰。而在惨烈的烧灼之后，必然是有什么是刺痛你我心灵的。追问、反思、疑惑，诸如此类的情绪都会此起彼伏。在诸多声音中，笔者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旋律，那就是对“制度”的不断诘问。

百度新闻之后发现，全国不少城市已经又开始了一轮针对公交车安全的大检查活动。大到在公交枢纽、重点区域线路的安全防范针对性排查，小到公交车门能否在断电断气状态下能迅速打开。然而官员们在事后的动作却并不能获得围观者的叫好，他们管这个叫应景式的检查，而当事者们也被称为了“事后诸葛亮”。

检查便是对制度的加强和执行，而事前和事后总是相对的。这次的事后排查，或许就是下次事前安全隐患的防洪堤。而先入为主地把这些大检查当成形式主义的演习，显然是有种情绪误读。

当然，更被误读的还是前面说的“制度”。那杭州公交车放火案，本身和制度又有什么关联？在厦门震惊全国的公交纵火案之后，各地早就绷紧了弦，而相关的制度不可谓不完善。但是如果出了事情还拿制度来说事，就很可能把原本可以细化到个人的责任给推卸的无影无踪。这次杭州被焚烧的公交车，本身作为非BRT的城市普通公交车，它是随上随下，且途中并没有安全检查。这个虽然成为事后被诟病的导火索，但试想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公交皆是如此，而就中国国情来看，要把城市普通公交做到每辆车每名乘客都要进行安全检查，是不太可能。而仅有的那些做到安检极致的，也只是限于那些曾经有过事故的城市，譬如厦门。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，相关的公交车安检制度，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搭起建筑的。